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召开。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9个议决案。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这是党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7年，第9—10页。

(2)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要依靠庞大的官僚集团进行管理和统治，这个官僚集团的基础就是“士”。士，进则为官、退则为绅，在地方上往往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一致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说，“经济结构中的地主阶级就是这个社会结构中的绅士”，“绅士的维持是靠经济上有地，政治上做官”。士、乡绅是同构的。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手工业者人数不多，商人也不多。

(1)转引自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2)随着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创办，传统的士出现了新陈代谢，新式知识分子大批涌现。随着他们的产生，出现了种种前所未有的职业，如记者、编辑、律师、医生（西医）、近代学堂的教师以及职业革命家等。他们成为20世纪士类的主流，并因此成为中等社会的中坚力量。参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

(3)1894年，中国工人大约有9万人之多。参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146页。

(4)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形态上，晚清中国的社会分层呈现为典型的金字塔型。居于塔尖的是皇室、官员、有功名的人、地主、大商人、考生，占5%；居于塔基的是农民、手工业者、小生意人，占95%。转引自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第33页。

(5)关于这几个阶级的数量，有关方面没有公布过详细数据。据毛泽东后来的估算，地主占农村人口的5%，富农也占农村人口的5%，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20%，贫农连同雇农约占农村人口的70%；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250—300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1200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3—644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8—1482页。

(7)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包括产业工人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占3.3%，农民阶级占88.1%，民族资产阶级占0.4%，小资产阶级占7%。总体来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呈现为典型的金字塔型：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底部是规模庞大的农民阶级，其他阶级合计不到12%。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88页。

(8)从1953年起，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1956年底，“一化三改造”基本完成。全国职工队伍由1952年的1580万人发展到1956年的2420万人；11171万个农户、5亿多农民，被组织到50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里；约2000多万手工业者，其中，约有1200多万城镇手工业者组成了104430个手工业联社等合作组织，农村的手工业者参加农业合作社；约71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10万资方代理人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

(9)到1977年，“工人阶级”政治、社会地位很高。之所以在这里打上引号，是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概念，指的是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之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部分即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成员，因而包括了干部和工人、管理者和直接生产者，甚至包括了被改造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与之相对应的，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部分即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成员，即农民阶级。但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内部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参见李路路：《中国70年社会结构变革及其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8期。其中，从事第二、三产业的职工约5137.3万人；农民阶级也即农村人口783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2. 45%，政治地位不低，但在经济社会地位上沦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条件下的二等公民；1978年，知识分子总数约2500万人。参见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7期。

(1)肖存良：《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1页。

(3)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名党员。党的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即使到1924年初，与国民党合作之时，中共党员也只有大约500名左右；力量弱小，且在军阀政府统治之下，又只能从事秘密活动，活动范围很小，谋求自身发展以至于推动中国革命都极端困难。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党获得了快速发展，活动范围和影响逐步扩大。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到1927年国共分裂前夕，共产党已成为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参见苏若群、姚金果：《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423—424页。

(4)肖存良：《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第227页。

(1)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然而，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革命胜利后，就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么，如何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前途呢？早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和平过渡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而定。”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务就提上日程。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拉开了土地改革的序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过渡时期总路线，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拉开序幕。这两项大规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关系变革，关涉的核心阶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变革的风暴眼。为了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中央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他们，召开政协会议、统战工作会议，进行系统宣传和讲解；组织他们前去参观、视察、参与土改；请他们协商座谈。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亲自出面做工作，与上层民主人士座谈解释。1953年9月7日，毛泽东约请李济深、章乃器、章伯钧、张治中、傅作义等民主党派、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同年9月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召开第49次常委会，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与会并作了报告，提出“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经济上和平赎买，先后实行“四马分肥”、5%定息，保障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利益。关于政治上改造人，毛泽东强调，“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通过细致耐心的引导说服教育工作，许多人的情绪由抵触、疑虑、怕挨整而转变为理解、支持。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6年底，私营工业企业99%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私营商业，82.2%实现了改造。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4页。

(3)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1)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指出民主联合战线建立的“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就包括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知识分子在内。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以及《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是吸收无产阶级及革命的智识阶级参加革命。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9—380页。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扩大党的队伍问题，要求“务使本党更加发展，征集更多的革命工人农人与知识分子”。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第187—188页。1926年10月，陈独秀在给各级党部关于扩大共产党组织的建议信中，明确将知识者列为许多地区组织发展的重要对象之一。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02页。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705页。

(1)转引自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页。

(3)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新判断并没有在全党得到认同。1962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陈毅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郑重宣布，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1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1页。

(3)《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6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第44页。

(2)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指出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4—145页。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册，第241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140页。

(3)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1—532页。

(1)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页。

(2)戚聿东：《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月30日，第1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4)《民营企业数量10年翻两番》，《经济日报》2022年10月11日，第2版。

(5)朱光磊、何里程：《中国灵活就业者群体的阶层界定、结构特征与包容发展》，《理论与现代化》2023年第1期。

(1)李春玲：《中国阶级阶层论述的百年演进：理论取向与研究模式》，《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2期。

(2)李春玲：《中国阶级阶层论述的百年演进：理论取向与研究模式》，《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2期。

(3)李小宁、路璐：《新的社会阶层：由来·调整·谱系》，《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3期。

(1)李路路：《中国70年社会结构变革及其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8期。

(2)郭红霞：《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特征与统一战线的战略思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2)四个“没有变”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参见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1/content_5336616.htm?cid=303。

(3)宋小川：《民粹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身份认同理论》，《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4期。

(4)李培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