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18年8月22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1)“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参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74页。“古代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不是固态化的种族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可打通的、可转化的文化概念。夷夏之间，所区别的只是与天下价值相联系的文明之有无。天下是绝对的，夷夏却是相对的；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但文明却可以学习和模仿。”参见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杭州》（周刊）2018年第44期。“关于传统的夷夏之辨，概而言之有三层意义：教化意义、种族意义和地理意义。其中教化意义最为重要，种族意义和地理意义则相对比较松动，且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三种意义之间往往构成张力。”参见唐文明：《夷夏之辨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正当性问题》，《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3页。

(2)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杭州》（周刊）2018年第44期。

(3)[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黄约瑟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0页。

(4)江湄：《正统、道统与华夷之辨——论南宋的“中国”认同及其历史意义》，《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3期。该文分析苏轼、刘敞、朱熹等人的观点，指出这是宋代士大夫普遍观点。

(5)《水心学案上·水心学案序录》，《宋元学案》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页。

(1)《外制·朝散大夫权刑部尚书京镗兼侍讲》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陈傅良集》卷十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76页。

(2)“以‘华夷之辨’强化宋朝士民的‘中国’认同，来维护他们对宋朝的忠诚，成了两宋尤其是南宋统治的精神支柱。”江湄：《10到13世纪的中华世界何以“分久必合”？——论中国传统国家观的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4期。

(3)《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73页。

(4)《朱子语类》，第3196页。

(5)《朱子语类》，第2174页。

(6)李浩然：《从朱熹的华夷观念看中国哲学的归统与建统》，《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3期。该文还指出朱熹从性理维度分析“华夷之辨”的内涵，构建了一个超越对立的华夷秩序，并以此表明政治合法性需要后天建构，中国与夷狄没有先天的等级关系，而是时时处于互待的结构之中。

(7)《朱子语类》，第3245页。

(8)《黄体芳序》，《习学记言序目》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62页。

(1)《进卷·外论一》，《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85页。

(2)《进卷·总义》，《叶适集》，第693页。

(3)《外稿·终论五》，《叶适集》，第826页。

(4)“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所以难也。”《徐德操春秋解序》，《叶适集》，第221—222页。

(5)《外稿·终论五》，《叶适集》，第826页。

(6)《外稿·终论五》，《叶适集》，第826页。

(7)《奏箚·上宁宗皇帝箚子》，《叶适集》，第6页。

(8)《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2页。

(9)《二程集》，第43页。

(1)“他的道统论，以北宋五子上承孟子，这一在后世占主流地位的道统论，意味着宋朝岁已偏处江南，失去中原，但却掌握着中国文明根本的形上之理，掌握着中国文明的精神命脉。”江湄：《正统、道统与华夷之辨——论南宋的“中国”认同及其历史意义》，《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3期。

(2)《朱子语类》，第2900页。

(3)《朱子语类》，第58页。

(4)《习学记言序目》卷五，第52页。

(5)《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第290—291页。

(6)《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第198页。

(7)《习学记言序目》卷六，第66页。

(8)《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第198页。

(1)“秩序必须有一贯性，这是秩序的逻辑要求。”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2)杨儒宾指出：“西周时期的道德不是宋明时期那种‘无限心’的道德意识所显现的道德，甚至也与孔孟时期的道德的模式不同。”杨儒宾：《原儒：从帝尧到孔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331页。

(3)《汉阳军新修学记》，《叶适集》，第140—141页。

(4)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十月，四十一岁的叶适在湖北任职。周梦江：《叶适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5)陈赟：《从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到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6)《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五，第530页。

(7)《毋自欺室铭》，《叶适集》，第528页。

(8)《习学记言序目》卷六，第63页。

(1)《习学记言序目》卷六，第63页。

(2)《进卷·外论一》，《叶适集》，第684—685页。

(3)《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四，第343页。

(4)《习学记言序目》卷六，第69页。

(5)《习学记言序目》卷六，第71页。

(6)张志强：《“三代”与中国文明政教传统的形成》，《文化纵横》2019年第6期。

(7)《进卷·左氏春秋》，《叶适集》，第717页。

(1)《进卷·皇极》，《叶适集》，第728页。

(2)《进卷·外论一》，《叶适集》，第686页。

(3)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之《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

(4)《进卷·外论一》，《叶适集》，第684页。

(5)“不治夷狄”是被宋人多次提及的传统观点，苏轼云：“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参见《王者不治夷狄论》，《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页。叶适是将“不治夷狄”上升到超越治乱等功利层面的道义层面。

(1)葛兆光：《“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

(2)《进卷·外论一》，《叶适集》，第684—685页。

(3)陈序经：《匈奴通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264—265页。

(4)《进卷·外论一》，《叶适集》，第684页。

(1)《外稿·纪纲一》，《叶适集》，第812页。

(2)《辩论·本论》，《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61页。

(3)参见李锡厚、白滨：《辽西金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4)（宋）张棣：《正隆事迹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24页。

(5)完颜阿骨打：《与宋徽宗第七书》，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726页。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二，宋神宗元丰四年四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568页。

(7)《进卷·外论一》，《叶适集》，第686页。

(8)参见张希清：《再论澶渊之盟》，《中州学刊》2024年第1期。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宋神宗熙宁七年三月丙辰，第6122页。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九，宋哲宗元符二年四月辛卯，第12115页。

(1)《外稿·终论三》，《叶适集》，第823页。

(2)《外稿·终论三》，《叶适集》，第823—824页。

(3)《进卷·外论一》，《叶适集》，第686页。

(4)《进卷·始议一》，《叶适集》，第758页。

(5)《进卷·外论二》，《叶适集》，第687页。

(1)叶适评点史事时有言，“胡汉杂集，夷夏同心，遂能为汉武所不及，卫霍所不能”。《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四，第343页。

(2)周梦江：《叶适年谱》，第85—86页。

(3)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7日，https://www.xinhuanet.com/20240927/1bdb8a6b740d48f69277efb5b61c703a/c.html。

(4)“20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是极具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自我意识的萌芽和觉醒。”陈来：《梁启超论中华民族》，《中年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5期。

(5)当代中国一向重视对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如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民族古文献有10个文种共34000多册件，国务院公布的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少数民族古籍1133部。张俊豪：《少数民族古籍如何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2022年9月7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2/09-07/984713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