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关于“三种传统”的论述，借鉴了何怀宏的说法。参见何怀宏：《文明的的两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40页。

(1)[美]罗杰·伯科威茨：《科学的馈赠：现代法律是如何演变为实在法的？》，田夫、徐丽丽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

(2)哈贝马斯指出：“法律的实证化、法条化和形式化意味着法律不再可以依靠道德传统的想当然的权威性，而是需要自主的基础”，这一自主的基础则要求“……采用韦伯的术语……基于传统共识的有效性为基于合理共识的有效性所替代”。J.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 Carthy, Boston:Beacon Press, 1984, pp. 260-261.

(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页。

(4)笔者之所以说“基本同意”魏敦友的观点，乃因为“法学世界观”只适用于社会世界，不适用于面对自然的客观世界和面对自我的主观世界，不宜作为整体上替代了“理学世界观”的现代世界观予以对待。参见魏敦友：《追问“后经学时代”的文化性质：从高瑞泉教授〈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一书说起》，葛洪义主编：《地方法制研究》第7卷，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47—152页；魏敦友：《三重世界观与法学世界的建构》，《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15年第5期。

(1)根据桑兵的总结，这些争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理学家上承道统，声言辟佛，究竟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还是直探经学、反对异教？其二，理学家的义理之学，只是受到天竺势力大盛的时代影响（或压力），至多参酌佛禅性理之说，中心根本不出古儒家心学脉络，还是已经以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即利用儒家心性说谈论佛教性理，以沟通儒释，使得谈心说性与济世安民相反相成？其三，没有佛教以及吸收佛教的道教影响，理学家有无可能再发现孟子心学，并且发展改造为义理之学？参见桑兵：《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2)参见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3—287页。

(3)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872页。

(4)陈新宇：《法律转型的因应之道：沈家本与晚清刑律变迁》，《现代法学》2021年第5期。

(1)参见汤一介：《论“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

(2)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3)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4)此处的“转型时代”，借鉴了张灏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的说法。他认为，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年至1925年初前后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还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4—152页。

(1)Eisenstadt,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 Leiden:Brill, 2003, pp. 494-496.

(2)参见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7—298页。

(3)陈其美：《附录：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1页。

(1)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页。

(2)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6—137页。

(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大政策”常常被认为是在国民党一大上确立起来的，但在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决议和会议记录中，包括孙中山在大会期间发表的几次演说中，均没有出现过“三大政策”的概念。这一概念，实际上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一大精神的概括。据考察，在1926年11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在题为《C同志对KMT问题报告》的报告中指出：“他的政纲是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关于“三大政策”的准确概括。参见夏洪跃：《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有一个过程》，《学术研究》1987年第3期；关于“三大政策”提出背景的更详细考察，参见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参见孙国东：《文明复兴与文化执政：论执政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文化承担》，《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期。

(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6—637页。

(3)之所以说“再次走上了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反转”，乃因为此前的中国已经出现过两次“西化”契机，但均走向了历史反转。第一次是民国初年参照西方模式“办共和”的那段时间，但只持续了445天（1912年1月1日至1913年3月20日）。由于“宋教仁案”（1913年3月20日）的发生直接促使孙中山建立了中华革命党，而该党的组织模式又奠定了后来的“以党建国”道路，“宋教仁案”的发生已经实质上宣告了西方化的现代国家构建模式在中国的失败。第二次“西化”契机，出现在“重庆谈判”（1945年）期间。彼时尽管具备了十分有利的历史条件（如中国结束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并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均支持中国尽快实现政治统一；经年累月的战争，特别是长期的抗日战争，既使向往和平成为主流民意，亦使“后帝制”的“国家认同”开始在中国形成，从而在民间形成了和平建国的民意基础；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的有益经验，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了战略上的可能性；国共两党共同认可的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最大公约数”；等等），但主要由于国共两党在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等关涉政治统一的核心环节无法达成实质性共识，它最终走向了历史反转。加上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西化”思潮，20世纪的中国一共出现了三次“西化”契机，但均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历史反转，最终走向了对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求。在每一次历史的反转中，都站着一个历史巨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参见孙国东：《20世纪中国的三次“西化”契机及其历史反转》，https://mp.weixin.qq.com/s/Uo19Rb Yjbzeu Fbmsr LHe Sw。

(1)参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

(1)See J. Haberma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John Viertel, Boston:Beacon Press, 1973, pp.82-108.

(1)参见孙国东：《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243—245页。

(2)李泽厚认为，传统的“宗教性道德”可以对现代的“社会性道德”进行“范导和适度建构”，但不能进行整全性的建构。参见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67页。

(1)参见王建疆：《哲学、美学、人文学科四边形与别现代主义》，王建疆、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等：《别现代、话语创新与国际学术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8—82页。

(2)参见孙国东：《阐释政治哲学：政治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中国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93—94页。

(1)Charles Taylor, Two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D. P. Gaonkar(ed.),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Durham&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85(note 7).

(2)参见孙国东：《“生态天下主义”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3)参见孙国东：《阐释政治哲学：政治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中国逻辑》，第91—93页。(4)[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序言”第1页。

(1)Prasenjit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