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998-5005页。

(2)[日]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斯日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3)阿伦特认为十九世纪也是民族国家秩序的解体的过程。参见[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4)参见[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5)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7页。

(6)参见李晶:《夷夏观的转变与天下观的再造——从思想史看明清更替对“中国观”的影响》,《思想战线》2018年第1期。

(1)[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2)参见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日]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余一:《民主主义论》,张枬、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486页。

(4)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第11页。

(5)参见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考察》。今日涉及梁启超与“中华民族”的相关论述多不对1902和1905年的梁所使用的“中华民族”的不同内涵做区分,而以1905年的用法概论,这消解了当时“民族”和“中华民族”观念中的内在张力,从而不能进一步理解1905年前后的民族主义论战及1907年的“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观念之间的思想联系。

(6)参见王昆:《梁启超与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2期。

(7)梁启超:《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第672-680页。

(8)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3页。

(9)关于1903-1907年间民族思想转化的相关论述,参见李晶:《从“夷夏”到“中华”:“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时期的思想转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0)张枬、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100页。

11关于1908年前革命派的“民族建国主义”主张内含的十八行省建国思想,参见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张枬、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37页。

(2)这一点多被研究者当做大汉族主义处理,其实将其放置在历史中可以发现这一主张是多种理论和现实合力而成的,是为了适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一民族国家模型而形成的本土化思想,其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处于不断的调适中,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就是例证。

(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26页。

(4)关于严复和章太炎的论战,参见干春松:《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章太炎与严复围绕<社会通诠>的争论》,《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关于梁启超和汪精卫的争论,参见孙宏云:《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5)[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6)关于严复译民族对应词不是nation,而是tribe、communities等应译为部落或宗法团体的词,以此其他“错位翻译”等,参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关于这一断语,黄兴涛教授作了一个分析,并认为梁启超“已然有着相当的价值自觉”,并以“多元混合”来解读。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2)1922年梁启超重新研究“中华民族”,但两个基本论点并未超出1905年,一是舍弃汉族,选取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主体民族;二是民族同化论并未改变。黄兴涛教授对此进行了解释,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67页。笔者认为黄教授的解释并没有解决关于“中华民族”内涵的张力问题,但提供了观念分析的材料。

(3)杨度:《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附识,参见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0页。

(4)杨度:《金铁主义说》,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182、183页。

(5)杨度:《致<新民丛报>记者》,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201页。

(6)杨度:《致<新民丛报>记者》,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202页。

(7)杨度:《金铁主义说》,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106、132-133页。

(8)杨度:《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附识,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200页。“国民统合主义”,又被杨度认为与胡茂如(次朴)的“积极的同化主义”一致,所以杨度的民族观念里,文化论和同化论是重要内涵,也是招致疑虑的地方。其实,同化论是当时的重要思潮,章太炎、梁启超、杨度等均受影响,故当历史地看待,而非扣之以民族主义的帽子。

(9)杨度接受其同学胡茂如的主张,认为“胡君谓汉人之同化力为中国之国粹,可谓至大之发明。”杨度:《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附识,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200页。

(1)许小青基于主权意识的生发,认为1903年是改变之年,参见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关于清末时人对主权与统治权的认识,参杨天宏:《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关于中华民国主权承续的“合法性”问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5页等:张枬、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第737页等。

(3)杨度:《金铁主义说》,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119页。

(1)杨度:《致<新民丛报>记者》,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201页。

(2)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一期《民族的国民》一文表达了革命派的核心观点,“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不能达。”参见张枬、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第97页。

(3)杨度:《金铁主义说》,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135页。

(4)杨度:《金铁主义说》,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138、99、101页。

(5)杨度:《金铁主义说》,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106、132-133页。

(6)杨度:《金铁主义说》,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189页。

(7)参见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彭武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等。

(1)“(对于这些新国家)一旦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被打破,民族国家就不能存在。”[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367-382页。

(2)杨度:《金铁主义说》,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第106、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