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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影响，“共同语言”被视为民族最重要的特征，忽略了中国民族的多层次特质。古代中国，南北、东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迁徙流动时有发生，各民族语言存在互相影响、相互兼用转用，例如回鹘文、西夏语等对汉语的词汇借用，以及汉语从其他民族语词吸收人名、地名、职官名成分等；辽宋夏金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仿照汉字创制文字，建立文化符号、完备政治制度；自北朝起，为了消弭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沟通障碍，形成编纂对译辞书传统，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历史表明，民族语言文字总体呈现出“交流互通”的突出特征；同时，由于操汉语的人口占绝大多数，汉语自然而然承担起族际共同语的职能，充当不同母语者沟通的媒介。进入新时代，在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的同时，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契合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也能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Abstract：(1)马戎：《斯大林民族理论与苏联民族制度建构--读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1)菅志翔、马戎:《人类语言与社会发展》,《学术月刊》2021年第12期。
(2)戴庆厦:《语言和民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4页。
(3)沈钟伟:《辽代北方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中国语文》2006年第6期。
(1)（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徽宗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引《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1)王志翔：《从“神圣记录”到“公共叙事”--中国早期图像、文本的两种性质及演变》，《中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1)乌云高娃：《元代多语文合璧书写形式及其对明清的影响》，《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5期。
(2)刘迎胜：《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5页。
(1)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5-164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C95;H2
引用信息:
[1]赵洁洁.交流互通：历史上的民族语言文字[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No.247(01):87-93.
2024-02-15
2024-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