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北匈奴西迁之后的演变尚存在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北匈奴与后来的匈人有直接关系。清朝末年历史学家洪均在《元史译文补正》中指出,西方古籍提到的“匈人”和匈奴人的形象非常类似。18世纪法国学者德·揆尼找到匈牙利人和匈奴的共同之处,在《匈人通史》提出匈牙利人的祖先是远道而来的北匈奴的说法。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采用此说,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匈人研究》中亦赞同这一观点。伯恩施坦的《坎库勒墓葬》和江上波夫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分别从墓葬DNA分析和匈人活动区域出土汉式/匈奴式随葬品,给予了同族说有力的支持。参见[日]内田吟风:《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内田吟风等:《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余大钧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章和二年,“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南单于上言:“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参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3)“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参见《后汉书·窦宪传》。

(4)“南方唐家世为吾敌,北方之敌,则为Baz可汗及九姓回鹘;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鞑靼,契丹及Tatabi,皆吾敌也。” “噫,吾突厥民众,彼恶人者将从而施其煽诱,曰:‘其远居者,彼等予以恶赠品,其居近者,予以佳物。’彼等如此诱惑之。愚人为此言所动,遂南迁与之接近,尔辈中在彼沦亡者,何可胜数。”参见韩儒林:《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5年铅印本。

(5)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参见《晋书·四夷列传》。

(2)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汉墓群一号墓中出土,是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周边族群首领的一种封号。

(3)参见朱大渭:《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总人口数考》,《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年。

(4)根据江统《徙戎论》的说法,关中地区胡汉人口是一比一,东北地区胡人人口比例更高。

(5)《高僧传》卷五《道安》。

(1)“修德则禳灾。苟求诸己,何惧外患焉。”参见《晋书·苻坚载记》。

(2)《魏书·儒林传》。

(3)同上。

(4)“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参见《魏书·食货志》。

(5)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八。

(1)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36页。

(2)参见《魏书·地形志》总序。

(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8页。

(4)参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4页。

(1)从8到9世纪,欧洲各王国尽管产生了各自方言的书面文字,然而直到中世纪末期,拉丁语一直是官方、记录与教会语言,书面日耳曼语只是辅助工具。参见[英]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李霄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2)公元1135年在意大利北部发现《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引发了“罗马法复兴运动”。

(3)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由”(Ragione di Stato)学说,参见《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8页。

(1)超过40%的东罗马军队(占东西罗马军队总数的20%—25%)一直用于专门防备波斯,剩余罗马军队中大部分是驻地部队,主要处理对边境安全威胁较低的突发事件。

(2)西哥特人占领法国南部和西班牙(419年),东哥特人占据了意大利(493年)。

(3)参见[英]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向俊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532页。

(4)据Tim O' Neill,阿拉里克时期的西哥特人可能包含2万名战士,总人口可能不超过20万,洗劫罗马的盖萨里克手下的汪达尔臣民也是近似数量,法兰克人、阿兰人、勃艮第人可能不超过10万,总和在75万至100万。

(5)蛮族建国初期都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二元制的体制,即罗马残存体制与蛮族传统习惯的混合。其中,东哥特的罗马化程度最高,其次是西哥特。罗马化的消失有一个过程,西哥特的二元体制直到7世纪中期才消失。参见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第503页。

(6)参见[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1页。

(1)“他经常到学院接受明师的教导,但是对希腊的艺术并不重视,始终停留在科学的入门课程,显示出自己是多么无知,以至于用一个粗俗的记号来代表签名,让人认为他是大字不识的意大利国王。”参见[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四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2页。

(2)参见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黄宜思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5页。

(3)同上书,第158页。

(1)有学者对波爱修斯之死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波爱修斯之死并非由于东哥特统治者与罗马元老贵族之间的矛盾,或者出于基督教正统与阿里乌斯异端之间的宗教矛盾,而是源于他本人在罗马元老院和东哥特宫廷中的诸多政敌的陷害。参见康凯:《罗马帝国的殉道者?——波爱修斯之死事件探析》,《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

(2)参见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第166页。

(3)他因此性情大变。一向信人不疑的他,此刻却下令剥夺罗马居民的所有武器,只许留一把家用的小刀;一向光明磊落的他,此刻却授意告密者在揭发罗马元老时将波爱修斯捎上;一向宗教宽容的他,准备禁止基督教的活动。同上书,第167页。

(4)拜占庭史家普洛科皮乌斯写道:“罗马民众完全不习惯于战争和围城的苦难。因此,当他们开始因不能沐浴和缺少粮食而感到苦恼,发现他们自己为了保卫城墙不得不放弃睡眠……他们开始感到不满和气愤……于是他们自己集合成群,公开地咒骂贝利撒留。”参见《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86页。

(5)同上书,第500页。

(1)参见[美]赫尔穆特·海米茨:《罗马帝国与加洛林帝国之间的历史与历史书写》,刘寅译,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76页。

(2)“皇帝的臭名昭著的征税官在任内大发其财……对于他所能课征的范围,除了民众的负担能力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限制了。甚至军队的饷银,他也要窃取。”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85页。

(3)“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参见《晋书·王猛传》。

(4)“中州之人,还之桑梓。然后回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参见《晋书·苻坚载记》。

(1)《晋书·苻坚载记(附王猛)》。

(2)参见《晋书·苻坚载记》。

(3)同上。

(4)“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参见《魏书·世祖纪下》。

(5)“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参见《魏书·崔浩传》。

(1)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3页。

(2)参见康凯:《“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论述》,《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遇难决之事,则以水与火的实验裁决——让嫌犯手握烧红的烙铁,受伤则有罪,安然则无罪;把嫌犯扔进池塘中,浮起来则有罪,沉下去则无罪。

(1)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252页。

(2)如法兰克打败西哥特占领比利牛斯山区后,把土地全收为王室领地,赐给法兰克官员与哥特贵族作为庄园与自治领。查理曼把被征服的萨克逊、伦巴意大利及西班牙的大量土地封给僧侣们,作为教会的领地。

(3)参见[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3页。

(4)参见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350页。

(5)445年,罗马皇帝瓦伦廷三世授予当时的罗马主教利奥一道敕令,将罗马教会提升至西方教会最高的地位,敕令宣布:罗马主教制定的法律,全基督教会都应执行,罗马主教传召其他教区的主教,各地主教均应应招,不能抗拒,违者由所在地区总督以强制手段押送罗马。利奥一世自此号称教皇。

(6)参见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297页。

(1)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241页。

(2)五胡政权中各族人数统计,参见周伟洲《汉赵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03页,李圳《后赵国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第106页,高然《慕容鲜卑与五燕国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4—206页,蒋福亚《前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11、120页,俄琼卓玛《后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29-130页,胡玉春《大夏国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3—104页,张金龙《北魏政治史》七(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05—506页等。

(3)参见《佛祖统记》卷三十八。

(4)参见[法兰克]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0页。

(5)利乌特普朗回击说:在他们那里,“罗马人”这个词才是一种侮辱。作为罗慕路斯的后代,他们是弑兄者的后裔,是通奸的产物。他们在罗马聚集了无力偿还债的流氓、逃跑的奴隶、杀人犯和犯下死罪的人。参见Helmut Reimitz,History,Frankish Identity and the Framing of Western Ethnicity 550-8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199—212。

(1)“一个种族就是共享单一起源、并根据自身的类聚区分于另一种民族(natio)的一群人,例如‘希腊种族’或‘小亚细亚种族’……‘种族’这个词因此源于家族的代际,也就是从‘生育’(gignendo)得名,正如‘民族’一词来源于‘出生’(nascendo)。”参见赫尔穆特·海米茨:《罗马帝国与加洛林帝国之间的历史与历史书写》,王晴佳、李隆国:《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第290页。

(2)刘渊是“汉氏之甥”—因为汉匈和亲(刘曜改称“出自夏后”—《史记》说匈奴是夏人之后),慕容氏是“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苻氏是“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姚氏是“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拓跋氏是“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宇文氏系“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参见相关《晋书》“载记”、《北史》“本纪”。

(3)参见[日]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第96—99页。

(4)匈奴之汉赵,迁徙了 63万户汉、氐、羌人到首都(平阳、长安);羯人之后赵,迁徙了几百万汉、乌桓、鲜卑、巴、氐、羌等人口,安置在各个政治军事重镇;鲜卑之前燕,迁移了段氏、高句丽、宇文部、夫余、羯人,人口倍增至千万;氐人之前秦,把远方的鲜卑、乌桓、丁零等族迁至根据地关中,又将关中氐族15万户迁至关东“散居方镇”;羌人之后秦则将各地流人及雍、凉等边地人口迁往关中,达百万余口。

(5)“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参见《孟子·离娄下》。

(1)除了刘渊、苻坚,石勒在言行上处处效仿刘邦,古成诜鼓动姚苌起事以“汉、魏之兴”为说辞。就连被权臣宇文护压制的周明帝宇文毓也要以刘邦、刘秀明志:“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 “举杯延故老,今闻歌大风”。

(2)如石勒听人读史,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之后而大惊,听到张良阻止才安心,晚年每想到“吴、蜀未平,书轨不一”,“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录”;北魏雄主道武帝宣称要成就“《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节闵帝也说“惭为万国首”“书轨一华戎”;赫连勃勃也以“四海未同,遗寇尚炽”而无可“谢责”,以复“大禹之业”立号为华夏之“夏”,以“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为寓意建立了首都“统万城”。

(3)参见《洛阳伽蓝记》卷二。

(4)例如,孝文帝吸收南朝官制,又把九品官阶析出正从上下30级;北朝书法既有“雄强浑穆”的魏碑,又吸收“二王”而催生刚柔并济之美。

(5)“义疏”之学结合章句(北)与义理(南),北朝如皮锡瑞所举刘献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李铉《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周易义例》,沈重“三礼”《毛诗》义、《丧服经义》,熊安生《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

(6)参见《洛阳伽蓝记》卷二。

(1)《隋书·音乐志》。

(2)以唐风做载体,这些来自北亚和西域的艺术传播到了整个东亚。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东渡日本成为雅乐,流传至今成为活化石;印度和西域流行的凹凸画法,在唐代被吴道子等画家汲取,并传到高丽和日本,奈良法隆寺的旧金堂壁画今犹可见(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60页)。

(3)参见[法]弗朗索瓦·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4)托克维尔指出,法制,尤其是民情,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英裔美国人的法制和民情是使他们强大起来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而美国人最主要的民情是乡镇自治。“乡镇制度既限制着多数的专制,又使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和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参见《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56、332页。

(5)参见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

(1)汉代时,地方的行政层级虽只有郡县两级,但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体系非常完备。郡太守和县令均由中央派遣。县的辖区又被分成不同的乡、里,由“三老”统辖,但只负责教化,不负责社会管理,具体工作则由啬夫、有秩、游徼来完成。啬夫和有秩负责征税、组织劳役和司法,游徼是事实上的派出所所长。乡下设亭,由“亭长”管理,维持法律与秩序、管理驿站兼警察职能。亭下置“里”,由里正管理。参见[英]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马百亮、王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2页。

(2)同上书,第71—72页。

(3)同上书,第348页。

(4)同上书,第350页。

(5)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1337—1453年)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参见赵鼎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

(1)参见[苏联]巴托尔德:《中亚历史》上册,张丽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2)在直辖领地,西辽都派驻了象征汗权的沙黑纳。这是保持地方稳定的社会管理制度。沙黑纳既是地方长官,也是管理机构,拥有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负责处理地方政务和征收赋税。建立官制的情况,《辽史·西辽始末》有明确记载,在北庭大会七州十八部后,耶律大石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系。从其大臣的职务名称“六院司”“招讨使” “枢密使”等来看,西辽的官制是对辽北南面官制度的沿袭,是中央集权和属国制度在西辽的延续。

(3)参见巴托尔德:《中亚历史》上册,第49页。

(4)吉尔吉斯斯坦近年出土了四枚西辽铜钱,形制如唐钱,印有“续兴元宝”的汉字。

(5)参见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北大史学》第8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6)宣称复三代之治,在曲阜三跪九叩祭孔(康熙),积极学习儒家经典,掌握解经权;重构夷夏之辨,强调有德者为天下君,以“礼仪”而非“种族”别内外;多次南巡(康熙和乾隆)、赴明孝陵以三跪九叩大礼祭奠明太祖(康熙),安抚和笼络江南士人;在上层倡导孝道,在基层使乡约、宗族等组织重新趋于制度化。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

(7)典型的北方草原青铜器,有环首刀、兽首刀、铃首刀、铃首剑、銎纳斧、弓形车马器等。参见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8)钟焓:《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9)罗玮:《明代的蒙元服饰遗存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马饰中的“当卢”上,有翻转身体张望的独角羊,更是欧亚草原经典图案,与匈奴大墓中的马饰高度相似。

(2)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2018,Vol.97,No.5.

(3)参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

(4)《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5)如程颐说“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二程遗书》卷二上)。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诗词往往斥北方为“胡虏” “腥膻”等。

(6)《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1)“哥特人烧杀劫掠,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们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少,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女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然后被他们掳走。幼年和成年男子被生生地从父母的尸体边拽开,强行带走。许多老人被双手反绑,流放他乡,对着化为灰烬的祖居泪如泉涌。他们悲叹自已幸存下来,却失去了财产和女人。”参见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第200页。

(2)参见彼得·希瑟:《罗马的复辟》,马百亮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5页。

(3)“层累”说的根本之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或曰“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按照顾颉刚的观点,古史的顺序恰恰反过来:盘古最晚出现却辈分最高、资格最老(是创世始祖),三皇(天皇、地皇、泰皇)次之,黄帝、神农再次,尧舜更次,禹的辈分最小。例如,“禹”最早见于西周,“尧舜”出现于春秋,“黄帝”“神农”出现于战国,“三皇”出现于秦代,“盘古”出现于汉代。

(1)参见顾颉刚:《我是怎样编起<古史辨>来》,《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2)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上述观点,但他也指出,“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参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2页。

(3)“所谓东洋史,主要是阐明东方亚洲的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一般历史,与西洋史并立,构成了世界史的一半。”参见[日]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第17页。

(4)傅斯年在信中说:“现在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此非曲学也。”顾颉刚说:“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参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1)参见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

(2)参见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3)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1)参见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第11期。

(2)同上。

(3)“鞑靼人在被征服的国家里建立奴隶制和专制主义;哥特人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到处建立君主政体和自由。”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331页。

(4)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1)孝文之前,“中国无主,故正统在东晋及宋”;孝文之后,“中国有主,则正统归于后魏后周”。参见《元经》卷九。

(2)参见(清)马注:《清真指南·自序》,《清真大典》第16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510页。

(3)《汉藏史集》之“蒙古王统”一节中称:“阳土虎年,成吉思皇帝年三十三,依仗武力从木雅甲郭王之后做了唐之皇帝的一位名脱孜的国王手中夺取了王位,以蒙古人执持汉地唐之朝政达二十三年之久。”

(1)崔浩说:“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参见《魏书·崔浩传》。

(2)“及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参见《魏书·崔浩传》。

(3)《周书·文帝纪上》《北史·周本纪上》。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自序”。

(5)《高僧传》卷九《佛图澄》。

(6)《高僧传》卷五《道安》。

(1)《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