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本文“边疆”一词指广义上的陆疆区域，即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等地区。

(1)学界对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体系宏大、谱系绵长，但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问题的探讨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一些学者借用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后现代化理论等框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的讨论与系统性总结。相关研究如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胡鞍钢、温军：《社会发展优先：民族地区新的追赶战略》，《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林毅夫、蔡防、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吴建国：《试论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起点、分期和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6期；钟霞：《清末新政与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以广西为例》，《学术论坛》2005年第5期；等等。

(2)参见[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沈宗美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3)由于空间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心理等要素的巨大差异，近代以来的中国边疆在发展路径与发展速度等方面长期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正如套用西方现代化规律难以培育出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也不能盲目照搬或模仿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与发展模式，忽视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现代化也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参见廖伯琴：《传统科技与民族现代化》，《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宁亚芳：《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成效与基本经验》，《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28-442页；等等。

(4)林尚立：《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实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1) 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7,Issue 1,1998,pp.123-155.

(2)与内地郡县相比，藩部和属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皆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故时常被合称为“藩属”，以示其殊于内地。需要指出的是，此二者间的关系常因人随势而变，中央政府会依据具体事件来策略性地选择凸显二者间严格的地理政治界限或相反。就前者来看，有清一代曾多次就疆界问题与哲孟雄、安南等属国进行过严格的划分，并委婉地拒绝了苏禄、哈萨克玉兹部等内附；就后者来看，雍正等清朝君主常有“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等语，以示其天下之主的政治地位。总的来说，藩部是清朝自身疆域之一部，中央政府对西藏、蒙古等藩部有着较强的控制权，而属国则为内政自主之国，仅在名义上接受清廷的册封。在不同时期，清政府对属国的影响力也有所起伏。

(3)如19世纪70年代日本故意扭曲清廷官员“生番并非华民”“不载版图，为声教所不及”等语制造台湾事件，20世纪初英国强辩“宗主权”与“主权”以侵略西藏，等等。

(1)清朝在新疆回部实行的一种官制。

(2) Xiaoyuan Liu,Recast ALL under Heaven:Revolution,War,Diplomacy,and Frontier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10.

(3)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学海》2008年第5期。

(4)杨念群：《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5)刘晴波：《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8页。

(6)《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7)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续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88页。

(8)《西盟会议始末记》，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9页。

(9)朱绣编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吴均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1)华国梁、戴峰：《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 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5,p.76．

(3)申剑敏：《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人文杂志》2001年第6期。

(4)《双村调查笔记》（1998年），转引自吴毅：《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建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

(5)相关的政策条例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番民众书》《中华苏维埃西北临时联邦政府回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布告》等，参见《民族问题汇编》第256页、第285页、第264页；1937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当年5月11日的《解放周刊》就边疆地区民族教育政策做了系统地说明，等等。

(6)青觉、赵超：《一体之下的多元平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构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周积民先生曾言道，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凝聚人心、动员社会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符号，谁抓住了民族主义的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参见周积民：《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5-52页。

(2)关凯：《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学术月刊》2013年第6期。

(3)林尚立：《政党与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发展》，《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

(4)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2页。

(1) 1956年，毛泽东曾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明确了这种逻辑关系，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7页。另可参见林尚立：《社会主义与国家建设--基于中国的立场和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期。

(2)《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6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00页。

(5)刘先照：《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46页。

(1)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局势并不乐观，从国防安全来看，在当时很有必要把中西部建设成一个体系齐全的战略后方；从经济层面来看，由于美国的霸权制裁和国内极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格局，我国也需要平衡区域生产力以构建内向型的区域经济的自我循环。参见温军：《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01年，第152页。

(2)权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政策研究室：《国家民委政策文件选编》，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

(4)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03-304页。

(1)常永胜、王桂芳：《对外贸易与边疆经济发展》，《实事求是》1995年第1期。

(2) 1988年邓小平曾对“两个大局”有过详细的论述：“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278页。

(3)李竹青：《党的三代领导人与西部大开发》，《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4)刘先照主编：《中共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69页。

(5)沿边开放是党中央制定的一个长期战略，自1984年国务院首次发布《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条例》，制定边境贸易政策起，党和国家先后制定了《国家民委关于加强进入内地城镇经商、旅游的边疆少数民族人员的工作的意见》（1987）、《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0）、《关于积极发展沿边开放和经济合作促进边疆繁荣稳定的意见》（1991）来指导边境口岸贸易。1991年又公布《关于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促进边疆繁荣的通知》和《关于继续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易货贸易若干意见的通知》，确定了“发挥优势、通贸兴边、加强管理、健康发展”的边贸方针和政策。199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积极发展与原苏联各国经贸关系的通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沿边开放战略的相关制度。

(6)张丽君、陶田田、郑颖超：《中国沿边开放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及思考》，《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1)王飞：《兴边富民行动实施绩效评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第53页。

(2)李光辉、黄华、陈川：《中国边疆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路径》，《中国经济报告》2023年第3期。

(3)白振华：《十年大开发十年大发展--内蒙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回顾及展望》，《实践》2010年第3期。

(4)《天山南北展新颜--西部大开发十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成就纪实》，《财经界》2010年第6期。

(5)何纲、陈朴、杨亚波：《西部大开发10年来西藏经济发展的回顾与思考》，《西藏研究》2009年第4期。

(6)徐忠祥、赵松涛：《七彩云南十年巨变--云南省民族教育西部大开发10年发展纪实》，《中国民族教育》2010年第11期。

(7)蔡文伯、罗俊：《西部大开发10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成就与反思》，《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0年第5期。

(1)白振华：《十年大开发十年大发展--内蒙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回顾及展望》，《实践》2010年第3期。

(2)何纲、陈朴、杨亚波：《西部大开发10年来西藏经济发展的回顾与思考》，《西藏研究》2009年第4期。

(1)李光辉、黄华、陈川：《中国边疆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路径》，《中国经济报告》2023年第3期。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7页。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4)参见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何修良：《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从“区域主义”走向“域际主义”》，《青海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页。

(1)对相关模型的讨论参见Fujita Y.H.M,Krugman P.Venables A.J.,“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86,Issue1,2004,pp.283-285。

(2)冯建勇：《“一带一路”的中国边疆研究新视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第1期。

(3)汪晖：《“一带一路”走出历史终结论阴影》，《环球时报》2015年4月8日。

(4)所谓“走廊”“窗口”等空间形态往往是位置、距离与方向等空间要素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客观实在与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参见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朱金春：《“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边疆形态的重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张世明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

(5)郝时远：《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光明日报》2015年5月28日，第11版。

(1)《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人民日报》2021年4月28日，第1版。

(2)《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20年9月27日，第1版。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74页。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63页。

(5)费孝通：《费孝通致“兴边富民行动”领导小组的一封信》，《民族团结》2000年第3期。